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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詐騙的司法應對
【發布日期】:2014-08-01 08:43:10          【作者】: 

摘要:訴訟詐騙是司法實踐中比較常見的一種犯罪行為,其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當前在理論界對于訴訟詐騙行為的定性有很大的爭議,又加之刑法以及司法解釋對此沒有做出明確的界定,由此造成我國的司法部門對于訴訟詐騙行為的定性存在不同的判例,這種不統一的做法勢必會影響司法的權威性以及公信力,因此,對于訴訟詐騙行為有必要統一判罰。本文主張對于傳統的詐騙罪的行為方式作出緊隨時代步伐的解讀,認為詐騙罪的行為方式包括三角詐騙的情形,從而得出訴訟詐騙行為構成詐騙罪的結論。

    關鍵詞:訴訟詐騙  三角詐騙  詐騙罪 司法應對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甲為朋友從A公司購買一輛桑塔納轎車,因未付款,便以自己的名義打了一張欠條,后車被甲的朋友賣掉,車款用于吸毒。A公司派出代理人乙、丙、丁三人前去向甲索款。當得知甲無任何財產償還,又了解到甲數年前曾經承包過B公司,手中尚有一些蓋有B公司印章的空白信箋時,三位代理人便說服甲用該空白信箋偽造了B公司向A公司的“還款計劃”,并以此為證據向開封市郊區人民法院起訴B公司。法院遂依照“還款計劃”判處B公司向A公司支付車款,并多次凍結B公司的帳戶。1998年11月,檢察機關對乙、丙、丁三人向開封市南關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罪名是偽證罪,后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法院最后判三人無罪。這個案件比較符合筆者前面所提到的借以提出虛假訴訟的證據是部分偽造的情形,偽造的“還款計劃”是寫在蓋有B公司印章的信箋上,雖然印文是真實的,但整個債權債務關系是憑空虛構的,開封市南關區人民法院法院最后還是對這種訴訟欺詐行為認定為無罪。

    案例二:《檢察日報》(2000年3月6日)刊登了一則題為《制造假案騙人財物——新疆一律師被判八年》的報道,基本案情是:新疆四至律師事務所王雄偉采取偽造證據的手段,試圖制造假案,騙取他人財物42萬余元。經烏魯木齊市天山區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烏魯木齊天山區法院審理后以詐騙罪(未遂)判處有期徒刑8年,并處罰金5000元。

    案例三:為了躲避債務及日后與妻子離婚分割財產時對自己有利,浙江省臺州市玉環縣地稅局干部張峰于2003年分別向李某等九個企業主朋友出具欠條,虛構事實并草擬好民事訴狀,請求九個朋友以原告身份將自己告上法庭,騙取法院九份判決或裁定,涉案金額高達380萬元。2007年11月16日,“偽訟案”主犯張峰被浙江省臺州市玉環縣人民法院以妨害作證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

    從以上三個訴訟詐騙案例的不同判??梢鑰闖?,當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訴訟詐騙行為的定性存在重大分歧,這種分歧勢必會影響司法的權威性以及公信力,從而對法治國家的建設產生不利后果,因此,訴訟詐騙行為的定性問題亟待解決。

    二、訴訟詐騙行為的定性分析

    (一)訴訟詐騙的概念、特征

    對于訴訟詐騙的概念,中外學者的看法不一,但一般認為,所謂訴訟詐騙,是指行為人以提起民事訴訟為手段,提供虛假的陳述、提出偽造的證據、或者串通證人提出偽造的證據,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決,從而獲得財物或者財產上不正當利益的行為。[1]

    訴訟詐騙行為的構成特征包括:

    1、關于訴訟詐騙行為所侵犯的客體,我國刑法學界大多數觀點認為訴訟欺詐行為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或雙重客體),即其既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又妨礙了國家司法機關的正?;疃?。[2]但也有人認為訴訟詐騙的客體是民事訴訟的正常秩序。[3]還有人認為訴訟詐騙的客體是單一客體,即公私財產的所有權。[4]筆者認為,從訴訟詐騙偽造證據,騙取法院作出有利于其判決的行為特征來看,確實是妨礙了國家司法機關的正?;疃?,而且其行為終極目的是騙取公私財產或財產性利益,因此可以認為其侵害的是復雜客體,并且以公私財產為其主要客體。

    2、訴訟詐騙行為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偽造證據,這是訴訟詐騙的前提性行為;提起民事訴訟,這是訴訟詐騙必備的形式要件;訴訟詐騙的實質在于欺騙法院,使之產生錯誤認識,并對被害人的財產及財產性利益作出錯誤處分;訴訟詐騙的法律后果是法院對被害人財產作出錯誤處分,行為人非法占有被害人財 產或財產性利益,而被害人則因此遭受財產損失。

    3、訴訟詐騙行為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或財產性利益的目的。

    實踐中,訴訟詐騙一般表現于以下幾種形式:一是行為人自己偽造證據,即運用各種手段偽造債權債務關系存在或不存在的證明,如借據、還款協議、債務擔保協議、債務清償證明等;二是行為人利用被害人隱私,脅迫其以書面形式自證虛構的債權債務關系;三是行為人利用被害人的錯誤或失誤,以被害人已經履行完畢的債務文書為憑據,向法院起訴,要求被害人再次履行。如借款人已經歸還了借款,但由于遺忘或出于對出借人的信賴,沒有索回或銷毀借款憑證,致使欠款雖已償還但借款憑證卻仍保留在出借人手中的情況。

    (二)訴訟詐騙行為的理論分析

    1、當前國內理論界關于訴訟詐騙的定性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無罪說。在無罪說中包括下述不同觀點:

    1) 完全無罪說。該說認為訴訟詐騙只是一般的民事訴訟行為,不構成任何犯罪。并以訴訟詐騙行為與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的構成特征相比較以及罪刑法定原則為角度闡述其理由:訴訟詐騙的主觀故意、客觀行為與客體都不符合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首先,詐騙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并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而訴訟詐騙人的心理狀態不符合該主觀要件。其次,詐騙罪的被害人與受騙人具有同一性,且被害人系“自愿地”交付財物,而訴訟詐騙的對方(受騙人)是法院而不是被害人,且被害人系懾于法律威嚴而“被迫”交付其財物。最后,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財產所有權、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市場經濟秩序和財產所有權,而訴訟詐騙侵犯的客體是民事訴訟的正常秩序。因此,訴訟詐騙行為雖“危害程度絕不亞于詐騙犯罪,但從犯罪構成理論分析并不構成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由于沒有相應的條款加以刑事處罰,根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原則,只能按無罪處理”。[5]

    2) 無罪加其他犯罪說。該種觀點來自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給山東省人民檢察院研究室《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以下簡稱《答復》),《答復》中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偽造證據時,實施了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280條第二款的規定,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追究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有指使他人作偽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307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妨害作證罪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有罪說。在我國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居多,認為訴訟欺詐是有罪的,但是在具體定性上又有不同的觀點。

    1)詐騙罪說。該論點的理由是:詐騙罪的表現形式既可以是直接詐騙,即行為人為了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直接向財物所有人進行詐騙,也可以借助國家權力間接地實施詐騙行為。對行為人通過國家機關(主要是司法機關),借助國家權力達到其非法取得財物目的的訴訟詐騙行為,應認定其構成詐騙罪。[6]

    2)敲詐勒索罪說。該論者認為,訴訟欺詐行為成立敲詐勒索罪。持該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首先敲詐勒索罪是采用威脅或要挾的手段,強迫他人交付財物。而威脅、要挾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訴訟欺詐是要借助法院判決的強制力迫使被告交付財物,而不是騙取被告的財物。其次,實施詐騙是利用被害人的弱點(如貪小便宜或缺乏警惕性)行騙,比較容易得逞,社會危害性大。而法官負有審查案件事實辨別真偽的職責,且有專業技能,行為人搞訴訟欺詐得逞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因為,即使一審判決原告勝訴,被告也會提出上訴,爭取改判;即使二審判決原告勝訴,被告還可以請求檢察機關提起抗訴,仍有獲改判的機會。由此可見,把訴訟欺詐看成是敲詐勒索的一種特殊方式、方法更為恰當。[7]

    3)搶劫罪說。持該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搶劫罪是指以不法所有為目的,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式,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當法院依據形式真實主義,依據行為人偽造的證據做出對被害人不利的判決或者裁定時,此時,被害人的財產就處于一種危險的狀態,即被害人如果不履行法院的判決或者裁定內容,法院將會采取強制執行措施(暴力),此時法院成為行為人獲取財物(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的工具,此時行為人構成搶劫罪的間接正犯的情形(因為在這種狀態下,法院不可能構成搶劫罪)。[8]

    第三,刑法完善說。該種觀點有兩種不同的思路:

    1)完善偽證罪。該說認為,鑒于訴訟欺詐行為主要是通過偽造證據的方式妨害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因而將該行為歸入偽證罪較為適宜。而就我國現行刑法第305條關于偽證罪的規定來看,該罪的主體范圍較小,僅限于刑事訴訟中的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這就需要對現行刑法中偽證罪的罪狀進行適當的修改,主要應擴大偽證罪的主體范圍,將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也包括在內。不過,應注意的是,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有不同的特點,刑事訴訟通常關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權利,一旦判決錯誤,所造成的損失是難以彌補的。因此刑事訴訟中的偽證行為的危害性更為嚴重一些,相應的,刑法對于刑事訴訟中的偽證行為的追究也就較為嚴厲。而民事訴訟中的偽證行為通常最終危害的是公民的財產權利等,如果判決發生錯誤,所造成的損失是比較容易彌補的,所以,對于民事訴訟中的偽證行為在成立犯罪的條件以及所適用刑罰輕重上自然應與刑事訴訟中的偽證行為有所區別。所以,該說認為應在現行刑法第305條增加一款規定作為第2款:“在民事訴訟中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成立偽證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9]

    2)刑法增設訴訟詐騙罪。

該觀點認為鑒于目前對于訴訟詐騙行為缺乏明確的處罰依據,但是有不能夠成詐騙罪的事實,因此應當在刑法中單設訴訟詐騙罪。

    2、對上述觀點的評述

    1)無罪說的觀點,主張訴訟欺詐行為和普通詐騙行為不相同,從罪刑法定主義出發,主張無罪。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很難成立。首先,從社會危害性的角度來分析,行為人通過訴訟欺詐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在侵犯了被害人公私財產所有權的同時還破壞了正常的訴訟秩序,妨害司法機關正?;疃?,損害了司法機關據實裁判的公正性與權威性,其社會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從犯罪構成要件上看,訴訟欺詐行為與詐騙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之間存在包容關系。訴訟欺詐行中本身是包含有普通詐騙行為屬性的,當行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通過提起訴訟的手段,來達到其目的,主觀上當然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所以不能排除其犯罪故意。至于客觀方面,普通詐騙罪的構成特征通常表現為:行為人實施欺詐行為,由于行為人這欺詐行為而引起他人的錯誤,被欺騙者由于錯誤而處分財產(被騙者與財產處分者必須是同一個人),最后導致兩種結果,一是由于被騙者的財產處分行為造成被騙者本人或者第三人在財產上的損失(處分財產的人和財產受損失的人不一定是同一個人);二是行為人獲得他人的財產或者財產性利益,或者使他人獲得財產或者財產性利益(行為人和獲利者也不一定是同一個人)。這種模式可以概括為:行為——錯誤——處分——受損(得利)。在訴訟過程,法院應當被推定為對雙方當事人的財產都具有“處分權”,在非惡意訴訟的場合,法官依據法律和證據當然是可以對當事人的財產進行處分的權限的,反之,即使在一方訴訟當事人進行惡意訴訟,在訴訟形式真實主義下,法官同樣具有對當事人財產進行處分的權限?;諞隕戲治?,筆者認為,即使在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下,無罪說的觀點亦不可取。

    2)敲詐勒索罪說和搶劫罪的觀點,從被害人交付財產行為非自愿,而是迫于法院判決的強制性和威懾力才交付財產的角度出發,分別得出這兩種觀點。尤其在法院作出判決后但是被害人尚未交付財產而法院基于判決采取強制措施的場合,行為人借助國家暴力獲取其想得到的財產或者財產性利益,把法院的強制措施作為自己實施的工具,所以成立間接正犯。筆者認為,從行為方式上看,無論是敲詐勒索罪還是搶劫罪,都是被害人基于行為人的非法行為而產生的恐懼心里而交出財物;而在訴訟詐騙的場合下,被害人雖然也是被迫交付財物,但是這種交付財物的行為并非因為自己的恐懼而作出的交付,換句話說,就是法院依據判決而采取的強制措施并非敲詐勒索罪或者搶劫罪中構成要件的行為,所以,這兩種觀點就是將這二者之間等同,所以得出這種結論也是不科學的。

    3)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答復》,筆者認為該《答復》具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是該種觀點從訴訟欺詐的其他行為手段考慮,即針對偽造證據等手段行為進行刑法評價,而忽視對訴訟欺詐行為本質的考量,刑法第307條第1款規定的妨害作證罪,是行為人通過種種手段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他人作偽證的情形,該條第2款規定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而行為人本人作虛偽陳述就沒有規定在其中,這與訴訟詐騙的行為方式不盡相同??鑾?,該《答復》并非司法解釋,不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

    3、訴訟詐騙的定性分析

    1)入罪性分析

    當前我國關于犯罪的本質雖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通說還是認為犯罪的本質是其社會危害性。訴訟詐騙行為有著極大的社會危害性:首先,訴訟欺詐行為使被害人的財物及財產性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害或威脅。由于訴訟欺詐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及財產性利益為目的,因此一旦得逞,嚴重侵害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即使在未遂的情況下,也對被害人的財物造成侵害的嚴重危險性。其次,訴訟欺詐行為嚴重損害了審判活動的權威性,對我國法治建設造成極大破壞。澳大利亞的首席大法官杰勒德·布倫認為:“法治取決于甚至可以說等同于法院的公信力。……摧毀公眾對法院的信任,也就摧毀了法治的基礎。”[10]訴訟欺詐中行為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極大的欺騙性,很容易使法院做出錯誤的判決,會產生許多不該有的執法矛盾,使人們喪失對法院的信賴。司法權威是法律權威最核心的體現。司法權威的樹立在現實社會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對社會控制來說,尤其對現代文明條件下的社會控制來說,大概沒有什么比造就一個法律權威更有效和更經濟了。因為一個社會一旦樹立起權威,那就意味著人們的行為不需要太多的社會壓力,就會取向于理性的社會合作,在一定意義上說,現代社會控制的核心問題就是營造一個現實的法律權威。”[11]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訴訟詐騙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已經到了需要用刑法予以規制的程度,因此,對于訴訟詐騙行為應作為犯罪處理。因此上述認為訴訟詐騙行為不構成任何犯罪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

    2、定罪性分析

    筆者認為,訴訟詐騙應當以詐騙罪論處。

    通常的詐騙表現為:行為人向被害人實施欺騙行為,被害人產生認識錯誤進而處分自已占有的財產,最后導致財產損失。在這種場合,受騙人(財產處分人)與被害人具有同一性(以下簡稱二者間詐騙)。但是,在詐騙罪中,也存在受騙人(財產處分人)與被害人不是同一人(或不具有同一性)的現象。這種情況在刑法理論上稱為三角詐騙,也叫三者間的詐騙。而訴訟詐騙在刑法理論上被公認為是三角詐騙的典型形式。[12]三角詐騙,理應作為詐騙罪處理:

    第一,三角詐騙符合詐騙犯罪的本質。作為詐騙罪的非典型模式,三角詐騙與詐騙罪對法益的侵害是一致的。[13]在普通詐騙的情況下,通常是被害人直接處分自己占有的財產(具體包括自己占有且所有和自己占有但并非所有的兩種情況),處分財產的原因是犯罪人實施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處分財產的結果是使自己的財產遭受損失,具體表現為將自己的財產轉移為行為人或者第三者所有。同樣,在三角詐騙中,雖然被害人沒有處分財產,也沒有產生認識錯誤,而是由受騙人處分財產,但受騙人處分財產的原因仍然是行為人的欺騙行為,處分財產的結果同樣是使被害人的財產遭受損失,并具體表現為將被害人的財產轉移為行為人或者第三者占有。因此,詐騙罪與三角詐騙的實質,都是因為犯罪人實施了某種欺騙行為,而使財產所有人的財產所有權發生了轉移,其根本特征是相同的。

    第二, 被騙者與被害人不必同一。我國傳統刑法理論將詐騙罪中的被騙者與被害人嚴格地解釋為同一人,不能涵括諸如信用證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等新型詐騙行為。隨著社會變遷進程的加劇,社會成員之間的財產關系日益復雜,詐騙犯罪中的被害人和被騙人以及財產處分權人不一致的情況的大量出現。刑法規范的含義也應隨著社會的發展進行新的詮釋,刑法解釋必須較為完整地表達立法原意,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明確法典條文的蘊意及指涉界限。波塔利斯在起草《法國民法典》時指出:“那些沒有納入合理立法范圍內的異常少見的和特殊的案件,那些立法者沒有時間處理得太過于變化多樣,太易引起爭議的細節及即使是努力預見也于事無益或輕率預見則不無危險的一切問題,……我們應留有一些空隙讓經驗去陸續填補。”[14]也就是說,“制定法只是暫時性地對以往事實的概括和總結,它必須保持其體系的開放性,不可能是終結的體系,因此也不可能為所有問題準備好現成的標準答案。”[15]事實上,根據我國刑法第266條的規定,只要行為人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就可以構成詐騙罪,并沒有將被騙者和被害人的同一性限定為構成要件要素。我國刑法第193條票據詐騙罪、第196條信用卡詐騙罪就是立法者肯定詐騙罪中被騙者與被害人不必同一的最好例證。再從法條競合的視角來考察,普通詐騙與信用卡詐騙等金融詐騙系從屬型法條競合,具體表現為:在邏輯上一法條的構成要件在外延上包容另一法條的構成要件。“能夠為其中外延小的法條所評價的犯罪行為,從邏輯上必然能夠為另一外延大的法條所評價。”[16]票據詐騙罪、信用卡詐騙以及信用證詐騙系典型的三角欺詐行為,已得到立法的確認,信用卡詐騙罪在外延上被普通詐騙罪所包容,因而,在邏輯上必然能夠為普通詐騙罪所評價。在時代變遷和立法肯定的情況下,一味將詐騙罪的構成要件要素做限制解釋,會使得大量的與詐騙罪有相同社會危害性、侵犯相同法益的犯罪行為逃脫懲罰,也會造成刑法體系內法條的矛盾和沖突。

    第三,從刑法的相關規定來看,刑法分則關于金融詐騙的規定,事實上也包含了三角詐騙的情形。[17]如刑法第196條將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規定為信用卡詐騙罪,刑法第194條將冒用他人的匯票、本票、支票的行為規定為票據詐騙罪,實際上就存在著詐騙人一一受騙人一一被害人的三角詐騙關系。在刑法未將兩罪明確規定為獨立犯罪之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司法界,一直將前述冒用行為認定為詐騙罪的一種表現形式,這說明,普通詐騙罪原本包含三角詐騙;在刑法將兩罪規定為獨立犯罪后,信用卡詐騙罪與票據詐騙罪從普通詐騙罪中分離出來,規定兩罪的法條與規定詐騙罪的法條之間形成了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一般來說,凡符合特別法條的行為,都符合普通法條。那么,冒用他人匯票、本票、支票與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就不僅符合票據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的法條,而且符合普通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第四,將三角詐騙排除在詐騙之外沒有任何法律根據,也不符合刑法關于詐騙罪的立法精神。[18]從刑法第266條的規定來看,該條對詐騙罪的規定采用的是簡明罪狀的立法方式,這種立法方式有利于實現刑法典的穩定性與預測性,適應社會情勢的發展變化,以更好地應對未來社會可能出現的更新、更復雜、更狡猾的詐騙類型。刑法第266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并未明確規定或限制詐騙行為的具體方式,也未將詐騙罪的對象局限于被騙人自己的財產,更未將詐騙罪的財產處分人限于被害人,或者說沒有明確規定財產處分人(被騙人)所處分的財產是否一定為其本人所有。因此,不管行為人采取何種詐騙方式,不論是常見的詐騙還是三角詐騙,受害人與被騙人是否為同一人,被騙人所處分的財產是否為本人所有,都在刑法第266條所規定的“詐騙”之語義所能包容的范圍之內,都符合詐騙罪的客觀要件。“刑法的解釋就是在心中充滿正義的前提下,目光不斷地往返于刑法規范與生活事實的過程……在既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又不歪曲事實的前提下,如果犯罪構成與案件事實彼此對應,則應得出有罪的結論……刑法學的任務并不是設定漏洞,相反應當合理地填補漏洞”,[19]而把三角詐騙排除在詐騙罪之外,顯然是人為地造成了刑法的漏洞,因而是不可取的。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三角詐騙成立詐騙罪,而訴訟詐騙在刑法理論上被公認為是三角詐騙的典型形式。因此,訴訟詐騙完全成立詐騙罪。

    三、訴訟詐騙的刑事責任

    1、訴訟詐騙的數額認定

    依據我國刑法理論,詐騙罪構成既遂不僅要符合刑法分則明文規定的犯罪構成,而且還要求實際得到的詐騙數額達到一定標準才能定罪處罰,這一起點為2000元。

    因為訴訟欺詐行為的特殊性,數額的認定較之普通詐騙罪更為復雜。由于筆者認為訴訟欺詐包括兩種情況,而且以行為人實際取得財物作為訴訟欺詐的既遂,所以在數額的認定上,也分為兩種情況。如果行為人以偽造的證據提出虛假訴訟的,應該以實際取得財物的數額作為詐騙罪的數額;如果行為人是在訴訟中提出虛假請求,要求得到超出應得數額的,則應該以行為人取得的超出應得數額的部分作為詐騙數額。

    對于訴訟欺詐行為的“數額較大”的標準的問題,筆者認為應該低于一般詐騙罪,因為訴訟欺詐行為的危害性較普通的詐騙罪有過之而無不及,出于打擊犯罪、維護司法權威的角度考慮,入罪標準應低于普通詐騙罪,具體數額筆者認為1000元即可。

    2、訴訟詐騙的既遂、未遂

    詐騙罪的既遂標準是一個爭議頗多的問題,主要有占有說、失控說、控制說、失控加控制說和損失說等。失控說在國外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占有主導地位,而在我國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則傾向于占有說,即以行為人取得財物作為詐騙罪的既遂。而且我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詐騙罪是結果犯,以特定結果的發生,作為犯罪既遂的標志。具體說來,行為人實施欺詐行為之后,如果被害人沒有遭受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的損失,就是詐騙罪的未遂;行為人實施欺詐行為后,被欺騙者因此陷入錯誤認識而交付或者轉移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的,就是詐騙罪的既遂。

    訴訟欺詐的既遂和未遂問題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訴訟詐騙行為人在訴訟中向法院提供虛假證據,即使沒有最后造成法院錯誤的后果,其行為對司法活動的破壞與威脅都已實然發生,錯誤判決導致的結果只能作為從重處罰的情節而已。假如認為訴訟詐騙行為應該構成犯罪,那么該犯罪也是行為犯而非結果犯。”[20]根據這種觀點,對于訴訟欺詐行為,只要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為目的,提起虛假訴訟或在訴訟過程中提出虛假的主張,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完整的侵權行為,侵犯了妨害司法機關正常的活動,應該按照既遂認定。另一種觀點認為,“訴訟詐騙行為的目的在于侵犯財產,那么財產的是否取得影響犯罪的既遂與未遂的成立,因此,訴訟詐騙行為應該與詐騙罪一樣是結果犯而不是行為犯。”[21]只有行為人取得被害人所交付的財物或者強制執行之后才是既遂,換言之,法院在受理行為人的虛假訴訟后,并沒有陷入錯誤認識,或者雖然陷入錯誤認識但并未做出財產處分決定,或者雖已做出財產處分決定但還沒有將被害人的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或第三人的,都是訴訟欺詐的未遂。

    筆者不同意上述第一種觀點。“行為犯,也稱為舉止犯,指不問犯罪結果發生與否,只要實施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某種犯罪行為的,即構成既遂的犯罪”[22],較為典型的行為犯如誣告陷害罪和偽證罪,這些犯罪并不要求發生法定的犯罪結果才能構成既遂。雖然訴訟欺詐與誣告陷害罪和偽證罪一樣都侵犯了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但是本文所討論的訴訟欺詐畢竟是以非法占有為主觀目的的一種行為,如果將提起虛假的訴訟或在訴訟中提出虛假請求這一訴訟欺詐的著手行為就認定為既遂,就過于看重訴訟欺詐侵犯法院正常審判活動的這樣客體,而忽略了其侵犯的復雜客體中的另一重要客體——財產權的特性,有可能造成輕罪重判;而第二種觀點把訴訟欺詐的性質認定為結果犯,完全依賴是否取得財物作為既遂與否的標準,又忽略了訴訟欺詐侵犯了法院正?;疃庖豢吞?,將既遂的時間向后推移,則可能造成重罪輕判的結果。所以筆者認為,需要全面看待訴訟欺詐行為,充分認識到訴訟欺詐的特殊性,而不能完全按照以上觀點判斷既遂和未遂問題,否則都會造成罪刑的不均衡。

    筆者認為,既然將訴訟欺詐行為放在侵犯財產罪的詐騙罪中進行評價,就應該堅持傳統的觀點,不破壞《刑法》中這一章的整體性,即認為行為人取得勝訴判決并不就是既遂,而是應以行為人實際取得財產作為訴訟欺詐的既遂,具體說來,應以被害人自行履行判決交付財物或因強制執行而交付財物作為訴訟欺詐構成詐騙罪的既遂。但是在行為人利用訴訟程序免除自己債務的情況下,則應以取得生效判決,即一審生效判決或法院做出二審判決時為既遂。臺灣也有判例持相同的觀點,“上訴人因權利人提起民事訴訟向其追取租仔,先后在受訴法院提出偽契,主張受當該田,及已代為贖回,否認付租義務,自系連續行使偽造文書,以詐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既經民事判決勝訴確定在案,其欺詐即屬既遂。”[23]

    此外,日本在司法實踐中也是堅持這一觀點,認為“行為人提出虛假的事實欺詐裁判所作出對自己有利的判決,然后以該判決為依據取得了財物或者財產上的利益時,就是詐騙既遂;行為人雖然使裁判所陷入錯誤甚至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判決,但由于某種原因未能取得財物或者財產上利益時,就是詐騙未遂。”[24]

    3、訴訟詐騙的罪數

    如果將行為人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認定為詐騙罪的話,在偽造證據方面通?;夠崠シ鈣淥錈?,所以必須研究罪數的認定及處理問題。

    按照我國刑法理論,對于行為人進行訴訟欺詐時,為偽造證據而實施了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行為,屬于牽連犯,應按照擇一重罪處罰的原則,認定為詐騙罪,日本學者大谷實也認為“偽造文書罪或者使用偽造文書罪和詐騙罪之間是牽連犯,訴訟詐騙和偽證之間也是同樣的關系。”[25]但臺灣學者林山田則提出另一種觀點,認為“提出偽造之文書,訴請法院判令將其物交付于己之訴訟欺詐行為,雖法院未受其騙而判其敗訴,則除構成行使偽造文書罪外,尚應付本罪(詐騙罪——筆者注)未遂犯之刑責。兩罪系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象競合,應從一重處斷。”[26]此外,行為人在訴訟中為詐騙錢財指使他人做偽證的情形,也可能同時構成妨害作證罪和詐騙罪的情況。

    筆者認為以上情形,都符合牽連犯認定的原則。“牽連犯是指以實施某一犯罪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為或者結果行為又觸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例如,為了詐騙而偽造公文,該詐騙行為構成了詐騙罪,其方法行為則構成了偽造公文罪,是牽連犯。”[27]在上述兩種情況中,都有兩個犯罪行為,而且兩個犯罪行為之間具有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且觸犯了不同的罪名,符合牽連犯的特征,都構成牽連犯。

    對于牽連犯的處罰原則,一般認為應實行從一重從重處斷的原則,即“應當采用吸收原則,按照數行為所觸犯的罪名中最重的罪從重論處,即在該罪所規定的法定刑范圍內酌情從重處罰。”但是刑法中也有特例,如保險詐騙罪。我國《刑法典》第198條規定:“有前款第四項(投保人、被保險人故意造成財產損失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第五項(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殘疾,騙取保險金的)所列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但是在刑法沒有對訴訟詐騙特別規定之前,還是按照一般理論處理,即從一重罪處斷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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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明楷著:《外國刑法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頁。

[2] 參見王殊、楊書文著:《訴訟欺詐行為之定性》,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6-496頁。

[3] 參見潘曉甫、王克先著:《偽造民事證據是否構成犯罪》,載《檢察日報》2002年10月10日第3版。

[4] 參見柳忠衛、石磊著:《訴訟欺詐行為研究——以刑法為視角的分析》,載《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5期,第39頁。

[5]潘曉甫、王克先:《偽造民事證據是否構成犯罪》,《檢察日報》2002年10日。

[6]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7頁;劉明祥:《論詐騙罪中的財產交付行為》,《法學評論》2001年第2期。

[7]參見王作富著:《惡意訴訟侵財更符合敲詐勒索罪特征》,載《檢察日報》2003年2月10日第3版。

[8] 參見李翔、黃京平著:《論訴訟欺詐的可罰性及其立法完善》,載《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4年第6期。

[9]參見朱本欣、郭理蓉著:《侵犯財產犯罪司法適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10] 轉引自吳玉萍《訴訟欺詐行為定性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5年第4期。

[11] 程行汝:《司法改革與政治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

[12] 參見張明楷著:《論三角詐騙》,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第99頁。

[13] 參見張明楷著:《論三角詐騙》,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第95頁。

[14]參見[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較法總論》,潘漢典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168頁。

[15]參見陳金釗:“法律解釋(學)的基本問題”,載《政法論叢》2004年第3期。

[16] 參見陳興良著:《法條競合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頁。

[17] 于改之、周玉華著:《訴訟詐騙行為的定性及相關問題探究一一從詐騙罪之行為結構的考察出發》,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第81頁。

[18] 于改之、周玉華著:《訴訟詐騙行為的定性及相關問題探究一一從詐騙罪之行為結構的考察出發》,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第81頁。

[19]參見張明楷著:《論三角詐騙》,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第95頁。

[20]董玉庭:《論訴訟詐騙及其刑法評價》,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

[21]于改之、周玉華:《訴訟詐騙行為的定性及相關問題探究——從詐騙罪之行為結構的考察出發》,載《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22] 蘇惠漁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頁。

[23] 林山田著:《刑法各罪論》,作者發行2000年版,第412頁。

[24] 張明楷著:《未遂犯論》,法律出版社和日本成文堂聯合出版1997年版,第158頁。

[25] [日]大谷實著:《刑法各論》,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頁。

[26] 林山田著:《刑法各罪論》,作者發行2000年版,第417頁。

[27] 陳興良著:《刑法適用總論(上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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